丝路新观察专稿：为什么又是吉尔吉斯斯坦
作者：许涛（丝路新观察公号顾问）
许涛教授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2020年10月4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议会选举，16个取得参选权的政党竞争议会120个席位（吉议会为一院制）。>>>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举行 专家分析获胜政党将影响该国未来政治走向
当地时间10月5日凌晨4时，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汇总2412个投票站的统计结果宣布，得票率超过7%的只有4个政党（吉选举法规定，得票率低于7%则无权进入议会），分别是团结党（得票率24.5%）、我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党（23.9%），吉尔吉斯斯坦党（8.7%），统一吉尔吉斯斯坦党（7.09%），而其余12个参选政党被关在议会门外，由此引起这些政党的强烈不满。>>>吉国家议会选举尘埃落定 有人欢喜有人愁
10月5日，大批落选政党成员及其支持者聚集在首都比什凯克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要求废除此次议会选举结果，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数百人在冲突中受伤。>>>吉尔吉斯斯坦宣布议会选举结果无效 但打砸抢烧已开始……
10月6日凌晨3时，抗议者冲进总统办公室与议会所在地“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释放了获刑在押的前总统阿坦巴耶夫和前总理伊萨耶夫。人们通过内外媒体看到的这一幅幅场景似曾相识：在广场殴打警察和政见不同者、翻越总统府的铁栅栏大门、冲进总统府大楼抢走文件和家俱、摘下总统画像或戳破或烧毁、坐在总统的办公室里摆出V字手势合影等，这一切在15年前都似乎一幕不少地出现过。
历史在这个中亚小国固执地又一次重演，显然在通过这样并不完美的方式强调着某种内存逻辑。
独立后国家政体转型的困境
明年将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0周年，如果以发展眼光来观察这一近30年的民族国家构建历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是持续多年却又未能解决的问题。
独立之初，为了保证应对苏联解体后复杂局面而必须的中央权力，吉尔吉斯斯坦与中亚其他国家一样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制政体。
1993年5月，通过的独立后第一部宪法规定，吉是建立在法制、世俗国家基础上的主权民主共和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总统为国家最高元首。
1996年2月经全民公决，修改后的宪法进一步扩大了总统权限，规定总统任期五年，任期内有权解散议会。
1998年10月，再次修宪后的议会为两院制，但议会权力进一步受制。
2003年2月，又一次全民公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吉议会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取消党派选举制，议员全部由单一选区选举产生。
经过了2005年的非正常政权更迭后，以巴基耶夫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们试图改变这一模式。2006年11月9日，巴基耶夫签署了旨在重新界定议会与总统关系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新议会由90名议员组成，议席过半的党派有权任命总理，议会在四分之三议员的支持下可弹劾总统。这一时期，议会权力得以扩大，议会与总统分权，总统权力受到约束。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吉权力分配的问题，2010年4月因当局扣押反对派领袖引发了“二次革命”，巴基耶夫下台。
2010年6月，吉通过新宪法草案，核心内容是由总统制向议会制过渡。新宪法规定总统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任期六年，不得连任。议会为一院制，不仅拥有立法权、组阁权，还有财政权。
2011年12月，阿坦巴耶夫任总统后，名义上议会制确立，实际上总统通过党派控制议会，国家最高权力仍集中在总统手中。
2017年10月，热恩别科夫当选总统后，阿坦巴耶夫试图仍以议会第一大党领袖身份控制中央权力。但2019年初，热恩别科夫与阿坦巴耶夫反目。议会政治存在的意义是将社会政见分歧纳入文明的议政参政渠道，但在吉却适得其反。如果说2019年8月阿坦巴耶夫获罪被判刑入狱撕开了吉议会制的裂隙的话，那么这些议会选举结果引起的政治风波则彻底宣告了吉议会制的失败。
民族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抵牾
吉尔吉斯民族是中亚古老的游牧民族，长期的民族历史形成了以部族为基本群体形态的政治文化传统。由于游牧式的社会存在形式对威权中心的需要，依靠血亲关系维系的部族权力体系有效保障着游牧生产方式克服天敌和战胜外族的内部凝聚力。
在19世纪沙俄完全征服中亚后，俄国中亚殖民当局也利用这一特点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即使是在苏联时期，中亚各共和国的高级干部、文化名人、知识精英往往也出自中亚各民族的几个特定的部族。苏联解体后，这种民族政治文化特征又在中亚各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突出显现。
在吉尔吉斯斯坦，现代部族政治特征主要体现在南北方集团的利益博弈上。由于吉独特的地理结构，西天山的几条主要支脉将全国分隔成以楚河谷为中心的北方（楚河州、伊塞克湖州、纳伦州和塔拉斯州）和以奥什、巴特肯、贾拉拉巴德三州为主南方。不管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当中央权力有能力平衡南北方利益集团时，全国就能保持稳定。否则，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动荡必然出现。
从阿卡耶夫到巴基耶夫，再从阿坦巴耶夫到热恩别科夫，一次次演绎了吉国家权力从北方人到南方人手中、再由南方人到北方人手中的循环交接，而伴随这一次次易手的是对宪法中总统权威的暴力践踏。
有报道称，南方热恩别科夫的支持者已经在奥什集会，他们会不会像2005年那样北上，将是下一步吉政局发展的重要变数。但是不管热恩别科夫能否保住总统宝座，吉南北方分裂加深将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而且，部族政治的重要社会特征是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权力链条，显然这是与所谓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但是事实上在吉民族国家政权体制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刻，往往会将父子相传看作最可靠的交接方式。阿卡耶夫、巴基耶夫都因没能脱俗而引发了各自的统治危机。已有目击者证实，在10月6日冲击比什凯克白宫的人群中就有前总统阿坦巴耶夫的儿子卡迪尔。他所领导的社会民主人党在一开始就注定与议会席位无缘，但推波助澜借势救出自己获刑的父亲和前总理伊萨耶夫恐怕是蓄谋已久的行动了。
畸形公民观之下的治理误区
除了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外，使吉尔吉斯斯坦近30年还走不出政治死循环的另一个原因，是公民对社会民主和个人权力的误读。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一时成为域外地缘政治中心战略渗透的“权力真空”。由于吉特殊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状况，急于得到国际认可和财政支持的心态使其成为欧美国家实施“改造后苏联空间”的滩头阵地。一个只有440万人口（1991年统计数字）、土地面积不到2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却有着中亚地区最多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活动。国民经济在苏联规划的产业链断裂后至今一蹶不振，大批公民外出打工的劳务输出收入一直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吉却成为独联体地区最早被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和加入世界经贸组织（WTO）的国家。
独立之初处于“断奶”状态的原苏联宣传体系85%的媒体被私有化，大量欧美资本趁虚而入，精心设计后的强大舆论导向影响着这个新生民族国家社会价值观的形成。
2005年4月，同样因由议会选举引发的“街头革命”中，一幅被称为阿卡耶夫私人别墅的照片在网络上盛传，调动起了无数民众对这位首任总统的不满。但事后才被澄清，这座建筑不过是吉外交部下属的尚未完工的接待站。一个还保留着强大游牧部族传统的不成熟民族国家，就这样被忽悠成了“中亚民主岛”。公民高度的国家政治参与意识与极不完善的社会法制保障体系相叠加，构成了吉以周期性动荡完成最高权力破坏性更迭的社会基础。
在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病态的“吉式民主”曾以不同方式持续释放：从南方北上政治声援的牧民把毡房搭建在首都的绿化带里，因为他自认为是国家的主人；新议会讨论的法案稍不合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纠集几十人冲击议会大楼就可以阻止这一法案的出台；首都和伊塞克湖畔国家接待机构的家俱、装饰、藏品被抢劫一空，因为人人都认为自己有所有权。
也是从这时开始，国家元首在成规模的反对派运动面前只能任其发展和潜逃出国，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混淆了利益集团与国家权力的区别。国家强力部门也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在政治性群体骚乱面前绝不坚持执法，因为他们知道面对的乌合之众背后的可能就是他们未来的顶头上司。
10月6日上午，热恩别科夫在总统网站上发表讲话，呼吁全国民众团结一致、维护稳定。他指责“一些政治势力企图非法夺取国家权力，利用选举结果扰乱公共秩序，破坏国家正常秩序和公民和平生活”。他对冲击国家机关的抗议者与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采取了一样的态度，“为了不危及民众的生命安全，命令安全部门不开枪”。他还呼吁所有政治势力要将该国的命运置于政治野心之上，让各党派领导人把自己的人从聚集地召回。
然而，随后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4日选举结果无效和以马杜马罗夫为首的政党协调委员会开始行使部分国家权力以及总理、议长辞职，使热恩别科夫的讲话显得底气不足。吉尔吉斯斯坦出现又一次全国性动荡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会不会发生“第三次革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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